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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Unavailable 更新时间：2010-9-22 7:58:34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发生的地质灾害数量为去年同期的近10倍，但灾害损失补偿仍以财政救济为主，因政府财力有限，损失补偿仅停留在“低层次”、“小范围”的水平之上，灾害损失补偿机制相对单一。另外，在洪涝灾害中遭遇重大损失的农业保险，源于自身风险的不确定性，很多农作物品种尚未启动保险机制。　　记者方华从南方暴雨到玉树地震，从舟曲泥石流到南北方洪涝灾害，进而是终结国内民航69个月安全飞行纪录的伊春空难，这些非常态的重大灾难，自今年以来频频暴发，“调查前置”、“先行赔付”、“跨省联动”等一系列非常态的理赔措施，随之在保险业应对巨灾的理赔过程中，成为了一种常态。　　这颠覆了传统的理赔模式，以现实的样本一次次发出警示：当巨灾来临后，以“快速理赔”为显著特征的保险手段，其潜在的社会管理职能，位居其首，但从长远来看，保险本义上的经济补偿职能，并未在巨灾之后发挥应有的作用。　　“无从下手”的查勘定损　　“目前舟曲县的报案，主要是电力企业及小型水电站的财产险损失，其他企业并未投保，家财险数量较少，原因是甘南自治州保险覆盖面并不高，保险深度较低，去年舟曲县由人保财险承保的财产险保费仅在200多万元。”　　中国人保财险甘肃分公司理赔部副总经理杨国亮向记者坦言，像舟曲泥石流这种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即使身为当地历史最悠久的财产险公司，仍然是第一次经历。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9月21日，甘肃人保财险车损险报案有61笔，家财险数量较少，报案户数不到10户，且出险的电力企业，其财产险由甘南自治州统一承保。　　“这次电力系统的财产损失，暴露出泥石流一项不同寻常的灾害特征，即泥石流所到之处，承保标的物被全部冲毁，不复存在，查勘定损根本无从下手。”杨国亮对记者称，兼之后期形成的堰塞湖，导致很多投保资料一并损毁，被保险人根本无法提供详细的投保信息。　　据悉，此次泥石流灾后理赔过程中，因受灾现场几乎被夷为平地，无法评估具体的受损情况，最终在定损过程中，只能由知情人判断并推断原有的电缆走向，投保企业与保险人双方经协商认可后达成理赔意向。　　“在地震灾害中，还可以见到承保标的物的残骸，但泥石流灾害，是让标的物完全消失。”杨国亮称，通过舟曲泥石流灾后理赔，今后在承保阶段，不论标的物如何庞杂，诸如线路的走向和图示等等清单，都需要在承保阶段向被保险人和经纪人索取，而不能仅限于一个大概的清单。　　“时效性”备受牵制“泥石流本身造成的财产损失并不大，但泥石流过后形成的堰塞湖，湖内淤泥最深处超过1米，车库及路边停放的车辆因泥水入车，受损严重，加上在淤泥中浸泡20多天，发动机和变速箱中的淤泥清洗难度很大。”杨国亮介绍，从财产险角度看，这不像南方的“水浸车”赔案，打开之后水流干即可，车辆被泥石流形成的堰塞湖淹没，和仅仅被水淹没，受损程度完全不同。　　今年6月中旬以来，沦为“暴雨中心”的江西省，遭受有气象记录以来同期最强暴雨的袭击，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造成全省承保标的不同程度受损。根据江西保监局要求，当地各保险公司重点针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企财险、机动车保险等开展理赔定损工作。　　“但由于受损标的接踵而至，水浸车案件复杂多样，查勘定损难度重重，导致理赔效率受到牵制。”江西保监局相关负责人称，因灾情导致道路崎岖和交通中断，受损标的较为分散，加之保险公司理赔人力有限，影响了救灾效率。　　采访中获悉，除灾害自身造成的破坏程度外，巨灾导致很多保险事故的调查工作，必须依赖于关联职能部门，但由于缺乏相关规定和工作程序，既出现部分职能部门随意开具结论性证明的情况，也出现职能部门之间因信息沟通不畅导致理赔延误的现象。　　“为提高理赔时效，一些公司根据总公司规定，迅速制定了汽车清洗费用标准、家财险定损标准、农村电网查勘定损标准，统一流程，统一标准，统一理赔时限，严禁出现因洪涝灾害放松理赔标准，诱导搭汛理赔的行为。”江西保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称，制定全行业的理赔定损标准，有助于克服技术壁垒、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解决各地赔付标准不一的问题，并且各保险公司也按照就近、便利、资源共享的原则，互为代查勘，统一调配理赔人员、查勘车辆等理赔资源，尽力缓解人力、资源紧缺的矛盾。　　巨灾保险“供给不足”　　来自江西保监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10日，江西省累计受理水灾报案7995件，报损金额达59235.87万元，估损金额34515.98万元，截至8月15日，累计赔付5983.35万元，但与江西省此次灾害502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相比，另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发生的地质灾害数量为去年同期的近10倍，但灾害损失补偿仍以财政救济为主，因政府财力有限，损失补偿仅停留在“低层次”、“小范围”的水平之上，灾害损失补偿机制相对单一。　　数据显示，此次遭受洪灾的福建省，因全省实施了农房统保，农房赔款在此次暴雨洪涝灾害中达到4382万元。　　相比之下，同在洪涝灾害中遭遇重大损失的农业保险，源于自身风险的不确定性，很多农作物品种尚未启动保险机制；诸多省份尚未启动农房保险，大量农村住房在此次暴雨洪涝灾害中损毁严重，由于未纳入政策性保险范围而无法获得保险赔偿。　　“农业保险具有双重正外部效应、道德风险严重、赔付率高等特点，直接导致巨灾保险的供给不足。”江西保监局相关负责人称，将农业险等同于巨灾险，对农业保险全面实行政策性模式，势必加重政府财政负担，这将影响到政策的持续性，农业保险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商业属性，如一般性的农业保险，保险责任较窄，损失概率小，赔付率低、具有较高的盈利可能性，可以实行商业化运作，无需套用政策性的统一模式。　　在业内看来，目前仅有中国人保等少数保险公司开展灾后农业保险，巨灾造成的重大损失势必会对一两家公司构成沉重负担，由此，如何推进巨灾险的商业化运营，以及启用证券化的手段转移风险，成为多方共建巨灾风险管理机制这一历史性难题中的新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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