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子厂家
免费服务热线

Free service

hotline

010-00000000
松子厂家
热门搜索:
技术资讯
当前位置:首页 > 技术资讯

国企改革的现状

发布时间:2021-01-21 14:53:01 阅读: 来源:松子厂家

国企改革的现状

1、国企改革的阶段特征  我们首先简要回顾国企改革的阶段特征。无论是90年代以MBO为典型的国企向民企转制的激进方式,还是2005年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加速国企股权多元化改革,这两轮经典的国企改制都是对于既有观念和国企低效率体制的突破,极大释放了民间资本的活力,催生了资本市场的想象力,股市分别在2001年和2007年创了牛市高点。

然而,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问题仍然是制约资源配置效率,整体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障碍。国资如何做到有进有退,如何更好的体现控制力仍然是混乱不清的状态,而且国企尤其是大型央企和地方重点国企,通过兼并重组的方式,不断增强自身的产业控制力,无论是在垄断领域还是在竞争领域,国企都在利用自身的特殊身份和垄断资源不断与民企争利,挤压民企生存空间,在产业高速增长时期,国企的这种逆市场化的扩张方式尚能掩盖自身的低效率,然而当大风刮过,一切回归平静时,那些被风刮起飞上天的猪就会掉下来,猪总归是猪,不会因为大就能成为飞鹰。  MBO的核心问题:是指管理层在公开市场上溢价回购公司股权,本意上是用来解决委托代理问题。但在中国MBO变成了MBI,管理层用银行的钱以折价的方式收购不能流通的国有股,而且自己定价。对于政府来说,既可以摔包袱,又可以获得一笔收入,但是定价不合理,隐性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国企之间的兼并重组,本质上是对于一股独大的强化。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中央和地方的资源得到重组,但是委托代理关系没有改变,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政策导向下,国企兼并重组加剧,国企资产规模和盈利总额显著大于民企,2013年中国国500强集中体现了这样的特点,这些利润主要是垄断性国企如银行保险,石油石化,电信,航空,建筑等贡献。但是若剔除金融业,制造业500强中国有企业的平均资产利润率ROA为1.89%,低于民营企业的3.89%;国有企业的人均利润为3万元,低于民营企业的6万元。  2、国企改革现存问题  2.1、国资管理体制角色冲突  2003年国资委成立以来,国资监管形成了管人,管事,管资产三统一体制,这种体制,一方面减少了“多头监管”的混乱,逐步走向“大国资”监管,另一方面严重阻碍了国企深化改革。国资委并不愿缩小自己所管辖企业的数量和范围,更不愿影响自身的权利和权益。因此,只要国企没有成为其负担,包袱,国资监管机构自身对国企改革的动力是不足的,甚至是阻挠的。如果说第一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的阻力是意识形态因素,第二阶段的改革则进入利益博弈时代,利益博弈正成为影响改革的突出因素。部门利益,地方政府利益,权贵资本,产业资本,内部人控制,大量国企员工等各方利益平衡的结果就是国资重组代替改制,改制不转制。  国资监管机构既是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国有股东,同时,又是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管者,具有双重角色。前者是企业的性质(国资保值增值),往往采取逐利行为,后者是政府行政监督行为。作为股东,其行为准则是利润最大化,哪些领域盈利多回报高,国资就会投向那些领域,不论是否竞争类行业。近年大量国资进入和加强高盈利的一般竞争性产业,既所谓的支柱产业。房地产火爆时,许多大型国企都要求将房地产认定为自己的主业。煤炭最火时,山西搞煤炭重组兼并,国企全面接管民营煤炭企业。国企凭借与民企不平等的金融资源,土地资源,政策资源以及其他资源优势,不断越界,从民企嘴边抢肉吃。同样,那些回报率低的领域,哪怕是关系国计民生,国资也会退出。  作为行政管理部门,若竞争性领域企业国有资本过多过快的退出,包括退出亏损企业,就会大大减少国企数量,国资监管机构的行政管理范围就会缩小,其行政权力也就会被削弱。担心国企若改没了,国资监管机构也就没必要存在了。这也是国资监管机构非常推崇国企采取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增量方式改制,而反对采取转让国有产权的存量方式改制,并且特别强调国资必须掌握控股权的重要原因。作为国企出资人,若退出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特别是过多过快的退出那些盈利能力强,经济效益好的竞争性企业的国资,其国资保值增值的目标也难以实现。只有当某大型国企深陷困境而成为国资监管机构乃至政府不堪承受之累时,国资监管机构才会将其当作包袱扔掉-央企可能被下放到地方,地方国企可能完全退出国有产权而被民营化。  国资监管机构角色冲突,导致国有经济职能的错位,损害社会公共福利,降低整体经济运行效率。由于国资委的冲突性双重角色,很可能导致国有股东利用政府管理部门的行政权力,去谋求其作为出资人的市场效益,即采取行政手段,去限制一些本应该完全开放,强化竞争的产业领域。从而形成和强化行政性垄断,由此来谋求高额利润,以实现国资保值增值目的。  2.2、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为何难以成为淡马锡  如何避免国资监管结构的双重角色冲突?关键是要将出资人职能从国资监管机构中分离出来。使国资委承担纯粹的国资监管行政职能,进一步向大国资监管模式迈进。另外,应该成立专门独立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行使出资人角色,国资委对其只有监督权。近年国资委虽然也成立了中国国新控股公司,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但这些机构并没有发挥出最初整合国资,提高国资运营效率的功能。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在企业规模、投资方向以及产业结构上,都没能发挥国有资产运营公司的职能,反而也像其他国企一样,将资金投向了一般竞争性行业。中国诚通集团组建目的更多是处理一些不良资产、解决一些遗留问题,而不是发挥国有资本的平衡与投资功能。结果是诚通集团不但没有发挥国有资本的运营功能,反而加大了自身的运行压力。  成立于2010年的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定位于配合国资委优化中央企业布局结构、主要从事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的企业化操作平台。主要任务是持有国资委划入国新公司的有关中央企业的国有产权并履行出资人职责,配合国资委推进中央企业重组;接收、整合中央企业整体上市后存续企业资产及其他非主业资产,配合中央企业提高主业竞争力;参与中央企业上市、非上市股份制改革;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其他产业进行辅助性投资等。然而企业运营近4年时间了,并未发挥出当初的预定作用。  如何才能真正发挥出国资运营作用,让国有运营公司真正成为国资进退调整的市场化专业化平台?首先重新分类定位,在国投、诚通、国新三家国资运营公司的基础上,按照竞争类,公共服务类,功能类形成不同职能定位的国有运营公司。其次,国资监管机构对于国资运营平台只具有监督权,而对于具体的企业经营决策无权干预。未来几年国资委对国资投资运营公司及二级公司应该逐步移交权力。最核心的是把经营权交给二级公司,把对二级公司的考核权和分配权交给国资运营公司,国资委重在监督考核资本收益,并制定相应奖惩措施。  新加坡的国资运营平台淡马锡无疑是我们的典范,结合了国有制和现代投资方式。在解决国资监管和国资运营矛盾方面有非常好的借鉴之处。淡马锡法人治理结构致力于突出董事会与专业投资委员会的决策能力与自主领导权,强调治理结构的精简与决策效率,通过独立的董事会制度将政府干涉降到最低。用审计委员会代替监事会,成员全部由独立董事组成,除了审查内控等内容,还会考核外部审计的范畴、结果及独立性。这种扁平化结构,可以使各个环节充分发挥应有的职能。  淡马锡对董事会非常国际化,现任10名董事中,执行董事只有2名(包括CEO何晶),非执行董事占绝大部分。非执行董事8名(包括董事长),均来自国际国内知名企业的独立董事和来自政府部门的股东董事。提高了董事会的整体能力和素质。淡马锡董事会人员的任免由董事会任命委员会提名,但最终必须经总统同意。基本上隔断了政府滥用职权干预微观运营。  在监管方面,新加坡政府设立一个董事委员会,成员由国有大企业董事长,高级公务员等组成,专门监督国企,同时任免国企CEO。这个委员会紧盯着国企,尤其是那些经营不善的国企。同时,社会公共监督非常有效,任何机构和个人,只须缴纳很少费用,都可以在注册局调阅任何一家国企资料,也就是说,在监管的透明度上,与私人企业完全一样。  淡马锡在新加坡国内及世界各地从事投资和控股公司的跨行业经营活动。遵循积极调整的投资原则,从淡马锡参股及控股公司的选择来看,其投资主要集中四个方面:1、与一国经济转型密切相关的产业部门;2、能够满足购买力日益增强的中产阶级消费需求的公司或产业;3、挖掘有竞争实力的公司的潜力;4、在地区内或国际上被最终证明是一流的公司。淡马锡不断涉足朝阳产业,淘汰夕阳产业。在组建投资组合时,对行业和部门进行适当的分散,目前淡马锡40%的资产选择股权投资,其他则投资于金融,电信传媒,金融,交通物流,能源,保障房,基础设施和工程。其最大的细分投资领域是金融服务业,其中银行和保险机构成为投资战略的核心。  2.3、国有股一股独大,但缺乏控制力  股权分置改革虽然从形式上解决了同股不同权的问题,但是,国有股一股独大的问题仍未合理解决,一股独大仍然严重制约着国企配置资源的效率。只有通过引入非国有投资者实现产权混合所有制,继而实现企业的体制变革,才能完善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因为非国有投资者是纯粹的经济人,其清晰的产权激励与约束机制迫使他们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必须严格遵循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委托人的目标是未来获取更高的回报,追求单一的经济效益。这就决定了有私人股份特别是足够数量的私人股份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比单纯的国有企业具有更强的追求利润,市场份额和资本最大增值的内在动力,使企业由过去的政治性目标、社会性目标和经济性目标混杂不清转向单一的经济效益目标,从而有利于建立企业的市场化经营机制。因此,混合所有制是推动国企改革的有效产权组织形式,相对于其他所有制形式能够更好地实现经济效益,具有更大的比较优势。  一股独大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国有大股东是否具有控制力、是否能够真正负责。不同性质的大股东,其答案是不同的。只要大股东产权清晰、权责利明确且对称,直接拥有公司剩余价值的请求权,同时,能够真正承担风险,这样的大股东自然有着强烈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愿望和发展壮大企业的动力,其行为一般就会正常化,对自己所拥有股权的控制力也会很强。  中国国企的国有股“一股独大”与西方国家以及与我国非国有公司的“一股独大”有本质的区别--大股东是国有股!国有股在各种股权中是控制力耗散最大的。最终控制力最弱的,也是无人真正负责的股权,作为国资的代理出资人,监管者更重视的是自己的行政考核标准是否达成。因此,这种“一股独大”对于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转换是没有正面作用。国有独资公司与业主企业有着重要的区别。业主的逐利愿望非常直接,关系到自身的生死存亡,国有独资公司存在着多层委托代理关系,因而就有一个“出资人到不到位”的问题。  对于资本市场来说,过高的持股比例,既浪费了资本(本来持股20%就可以相对控股,却要持股50%以上),又造就了过多的高溢价的大小非,造成股权流通成本过高,增加了企业改制难度。  2.4、重组代替改制,上市改制但不转制  2004年以来国企兼并重组代替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在“保值增值”这一看似经济指标实则行政标准的幌子下,动用一切资源,不择手段做大做强国企,这种趋势的背后往往闪现着部门利益,地方利益,权贵资本的利益博弈和版图划分。  即使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国资监管机构也十分推崇通过整体IPO的方式。上市虽然可以大量融资,可以适当完善治理结构和公开信息披露等,可以实现产权的多元化。但是,这样的产权多元化往往因为公众流通股十分分散且很难联合行动,对国有股份几乎没有制衡力。国有股一股独大的深层次问题不可能解决。治理结构不可能真正规范。现实中,股票市场上的国有控股企业与非上市国有控股企业之间并没有实质性改变,找不到几个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流通股东,非国有股东在公司重大决策的过程中能发挥真正作用,更没有因为流通股东,非国有股东的反对而改变重大决策的。因此,通过股票上市而实现的国企产权多元化只有其名,没有其实,达不到完善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的目的。  国务院国资委以各种方式限制地方国企产权改革的大胆探索。在过去未成立国务院国资委前,各地方还能对当地国资管理体制进行大胆探索,曾经出现了典型的沪深模式(三层次模式)、武汉模式(人模式),吉林模式和天津模式(只履行出资人职责)等等。在新的国资管理体制下,虽然中央和地方不同隶属关系的国资监管机构之间没有行政上下级关系,但是,为了避免地方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特别是非国有化改革对央企形成倒逼等不利影响,国务院国资委往往以各种方式限制地方国企产权改革的大胆探索。例如,2006年国务院国资委颁布了《地方国有资产监管工作指导监督暂行办法》,要求各地国资委根据国务院国资委的文件和规定,,制定具体的执行法规和准则,2007年国务院国资委进一步发布消息,称将建设统一的国资监国网络系统,与全国各省市国资委建国系统实现实时链接。并且对地方国资委,将以财物与产权交易为重点实现实时监控。实质上要求各地国资委更加严格的按照国务院国资委的文件行事,而不能随性理解和执行。从而制约了各地国企改革的大胆探索。  2.5、分类不清,进退无序  国企的定位始终是个严重问题。凭借着自身特殊身份,国企的进退原则并不是遵循顶层设计,集中于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等必需的领域,而是更多以“保值增值”这一看似市场化的导向实则行政任务导向,进入那些处于周期景气的行业,退出那些不景气的行业。一方面,不该进入的行业在大举进入,如房地产,电信服务,民用航空,甚至食品制造和商贸流通业。一方面应该由国有垄断的行业却在搞“股份制”甚至急于分拆上市,整体上市,如石油,电力等行业。  理论上,不论是优势企业还是劣势企业,只要不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国计民生的领域,国资都应当退出。优势和劣势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少国企从优势企业逐步蜕变为劣势企业甚至亏损境地。若国资退劣不退优,就可能形成优势企业哪怕是一般竞争性企业,国资也不愿主动退出。直到该企业变劣甚至濒临破产,才会退出。这是典型的与民争利,同时让国资承担不必要的市场风险。  天则研究所研究表明,这种定位下的国企“保值增值”的假象,国企效益是掩盖在各种优惠条件下的,据统计,中央企业在2001年到2008年,获得国家补贴6万亿,主要在其少缴纳的利息,地租,资源租以及获得财政补贴等。如果把这8年名义利润总额中除各种补贴等收入,2001-2008年国有控股企业的平均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处于事实上的亏损状态。  2.6、国有垄断企业是否适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存在严重分歧  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个定位问题。当前提出分类监管的思路就是针对这个问题,因为无论市场还是政府都是有边界的,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目前国资委的核心考量标准就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而要保值增值的途径就只有通过投资和生产经营实现盈利;要盈利就只有通过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去实现,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是并不是每一类国企都适合这样的标准和制度,有些国企理想的状态就应是国有独资或者绝对控股。问题的关键在于,垄断企业攫取的利润究竟是依靠自身经营有方所得还是依靠垄断禀赋所得,这里面虽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但是毫无疑问,垄断禀赋所带来的先天优势功不可没。就如有人说,过去这些年,只要是正常人,谁去做银行行长,银行都能赚得盆满钵满。这种情况下,现代企业制度所遵循的市场化考核标准意义何在?  对于竞争类国企改革,30年国企改革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抓大放小的改革带来民营经济的飞跃。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资产相对较小,资产价值的评估难度不大,即使在改制过程中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现象,也不会影响大局,甚至可以忽略。竞争领域的国企首先应该让位于民企,国家没必要办企业与民争利,而且市场经济的逻辑清晰: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彻底退出只是时间问题和付出代价多少的问题。国企在个别行业个别企业的成功不具有一般指导意义。  理论上说,国有垄断企业的资产(自然垄断,行政垄断,规模垄断等)有自然增值和经营增值两种属性,且自然增值属性可以无限大,达到无穷无尽。因此,国有垄断企业可能既不适合出售,也不适合与其他任何企业实行股份制合作。这里说的垄断是指那些真正不适合搞竞争的行业。  随着“抓大放小”战略的实施,目前每一个国有垄断企业都极其庞大,其资产不是任何一个民营企业可以购买,如果实行股份制为主的现代企业制度,容易形成评估过程中的利益输送,而这种利益输送的价格是无法体现其价值的。更重要的是,国有垄断企业,即使上市,即使看似股权多元化,但都是表面文章,国资仍然牢牢把握绝对控股权,对于企业治理结构的改善非常有限,中石化,中石油,工商银行等等,不会因为上市而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目前,中国的国有垄断企业(如中石油,中石化),一方面高额的利润被拿走在“股东”之间分配,一部分形成国有资产的“红利”,但有一部分红利进入非国有的利益集团,与此同时,国有垄断企业又享受了国家巨额的财政补贴,直接用纳税人的钱补贴了不应该补贴的“利益集团”,因此,国有垄断企业是否适宜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备受争议。  2.7、股权激励不足与过度并存  现行法规规定,国企在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高级管理人员个人股权激励预期收益水平,应控制在其薪酬总水平(含预期的期权或股权收益)的40%以内。在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授予的股权总量,应结合上市公司股本规模的大小和股权激励对象的范围,股权激励水平等因素,在0.1-10%之间合理确定。上市公司首次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权数量原则上应控制在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以内。这些规定减弱了股权激励功能,应当进行修改。  另一方面,对于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行业,根据国外经验,这部分高管的待遇应该参照准公务员标准,股权激励更不应该涉及。  2.8、混合所有制实现方式选择和定价问题  关于混合所有制的实现方式,我们将在第四部分和第六详细论述。就国企上市公司而言,我们一般会遇到三种改制情况:母公司资产注入;引入战略投资者;出售全部股权给非国有资本。但就资产注入而言,就有1、定向增发-资产对价;2、股权互换,吸收合并(不需要现金流动);3、现金收购三种具体方式。这里要把握的关键在于,混合所有制的实际效果与采取的实现方式紧密相关。在市场化定价的前提下,通过将国有股权转让给非国有资本的方式是比较有效的实现方式。而增资扩股的方式则并更有利于国有大股东控制权的强化。另外,如果是资产注入,国有大股东一般也会选择压低上市公司股价,从而获得更多对价股权的方式。总之,方式与定价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还有一个实现方式的问题是,国资委本身更加强调整体式混合所有制改造,以避免父子公司之间,或者关联公司之间利益输送或竞争。之前更多是分拆式混合所有制改造。局部的转换经营机制,激活企业活力是有一定意义的,但这种碎片化的改造会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每个碎片化的公司的股权多元化,会使得整个企业集团管控出现问题;另外,可能会出现利益输送的问题。今后一段时间,国企集团公司将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分拆方式和整体方式将继续同时推进。

莎普爱思滴眼液

莎普爱思滴眼液

莎普爱思滴眼液

莎普爱思滴眼液

相关阅读